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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重庆大轰炸幸存者
随着以“重庆大轰炸”为内容的电视剧《记忆之城》的热播，轰鸣的飞机、呼啸的炸弹、冲天的火先、奔涌的鲜血、成山的尸骨把观众们带回到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有一批特殊的现众，他们亲历了重庆大轰炸，在日军长达5年半的空中大屠杀中失去了至亲，失去了家园。在该剧开播之后，本报记者专程前往重庆，辗转找到了几位曾经在此期间饱受战争流离之苦，被重庆大轰炸害得家破人亡的幸存者。如今他们都已步入高龄，当他们用几近颤抖的语言向记者描述日军丧心病狂的大轰炸时，那些留在他们身上、心上的伤疤被撕揭开来，让人看到的满是血淋淋的伤与痛，悲与恨……
一家人坐木船逃难到重庆
家住重庆渝中区的罗汉老先生今年已经74岁高龄了。在他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年迈的母亲吴理华，老奶奶今年已是90岁高龄，满头银发，衣着鲜艳，精神矍铄，一看见记者，便亲切地握住记者的手，迟迟不松开。“我最近一直在看《记忆之城》，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拍得很真实！”吴奶奶十分激动，那段已经远去的记忆随同该剧的播出翻江倒海般地涌出。几天来，她的脑海里一直出现着那些画面，让她久久不能平静。此外记者还见到了罗老先生的妹妹吴笳。三位老人围靠在一起，讲起了那段血泪史。重庆大轰炸使得他们
那个原本幸福的6口之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亲人阴阳两隔，幸存下来的人天各一方。
1938年，也就是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的那年，罗汉刚刚5岁。“我们一家人本来住在武汉，武汉失守后，全家逃难到了重庆，本以为在重庆能够躲避战乱，没想到战场很快就转移到了重庆。”坐在一旁的吴奶奶一听到儿子把话题追溯到了60多年前，立即激动了起来，她指着吴茄说：“我这女儿就是在逃难的路上生的，那个时候逃难的人太多了，一批接着一批，随身的东西不是肩挑背扛，就是用手提着。有的背上捆着婴儿，
有的用手抱着。一家人手牵着手，免得失散。”从武汉到重庆，为安全起见很多人选择乘坐小木船。“吃的那个苦噢！刚到重庆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没有房子住，就租别人的房子。我先生那时是搞音乐的，在一家单位的俱乐部工作，靠拉小提琴、吹黑管挣钱，一个月能挣到二三十元钱，勉强维持家用。”吴理华的妈妈和弟弟当时也跟随着这家人逃难来到了重庆，一家6口，虽然生活桔据，但是生活在一起，日子倒也说得过去。
只要是晴天警报就会响
重庆有三峡天险，四川是一个盆地，四周山峦起伏，路险城坚，日本侵略者的陆、海军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意志，日军阴谋调集大量的航空队，自1938年开始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罗汉一家人又从市里迁到了远郊合川。吴理华描述了当时遭敌机轰炸时的情景：“那时候只要是晴天，几乎每天警报都会响，老百姓早上一起床先做饭把肚子填饱，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直裹成包袱，时刻准备着往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跑。每天都跑，大家已筋疲力尽了。”她说，敌机来袭的时候能看到一排排的炸弹、燃烧弹从飞机上落下来，“慢慢地，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线。等飞机飞走之后，遍地都是死人，血流成河，房子、街道全是大火，几天都扑不灭，很多人无家可归，到处都是凄厉的哭、喊声。”那时候，走在街道上的吴理华不敢睁开眼睛，名种惨状极其恐怖，死人都烧焦了，地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树干和树叶上喷涂着腥红的人血和白花花的脑浆，到处是七零八落的人腿、手，还有肠子……
“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连棺材都没有，就把尸体成堆地都装到卡车上，然后运到城外去掩埋。”吴奶奶眉头紧锁，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和回忆，那些轰鸣的敌机和悲惨的画面在她的脑海里如过电影般重新播放着，她的双手轻微地颤抖着，语调提升了很多。
家中的“顶梁柱”被炸死了
1940年7月 22日，日本侵略者近百架飞机，分三批，在合川投弹500余枚，合川县城70%被炸毁，罗汉的父亲罗志强就是在这次轰炸中失去了生命。“那天早上，我带着罗汉和吴笳过江去农村的一位朋友家办事。过河的时候还没拉警报，等一过河在乡间的路上就听见城里的警报响了，紧接着就看见敌机成群结队飞到了合川的上空。”突如其来的警报声让吴理华感到非常恐惧，慌乱之下，她赶紧把两个孩子带到了竹林里，压在自己的身体下面保护他们。一会儿就听到轰隆的炸弹和燃烧弹的爆炸声，没过多长时间合川城已是一片火海。
就这样，吴理华和两个孩子幸免于难。等到轰炸停息，敌机远去的时候，吴理华赶快把兄妹2人交给了朋友看管，立刻返回县城寻找丈夫和母亲。“江边上到处都是死里逃生的群众，互相寻找自己的亲人。我老远就看见我妈妈一个人提了个小布包，呆呆地坐在江边上。”终于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吴理华的母亲疯一般扑上去，大声痛哭：“家里的房屋已经被炸毁了，没有家了。”得知母亲安好之后的吴理华发疯一般开始寻找丈夫，四处打探后终于得知一点儿消息：丈夫因重伤已被救护队送进了医院，“我看到我丈夫的时候，他的左手掌被弹片炸烂，右腿被机枪子弹射穿，医生告诉我要把他转到北碚救治。”第二天，罗志强被转到了北培江苏医学院，医生诊断为破伤风，已失去了语言能力的罗志强当天晚上便去世了，年仅33岁。7岁的罗汉和年仅2岁的妹妹吴茄都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为生存一家人忍痛分离
听吴奶奶讲，当天飞机进行轰炸的时候，因来得太突然，很多人都没有时间躲进防空洞，在这次轰炸中不幸丧生。她丈夫罗志强当时就躲在房子外面墙根处的一个垃圾堆附近，母亲当时躲在家里的桌子下。“我们那时候租的是一个地主家的房子，地主家有那种大方桌子，很厚实，来不及跑到安全的地方时，我们经常在桌子上铺上棉被，躲在桌子的下面。我听妈妈讲那天她就和邻居一齐躲在桌子下面。邻居是一位老师，带着5岁的儿子。炸弹的碎片穿进了孩子的胸膛，孩子满身是血，肺、心脏全都爆出来了，老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断了气。”吴奶奶反复说着这个年幼的生命。
罗汉父亲罗志强去世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失去了经济来源，吴理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没有了依靠，她只好托人将15岁的弟弟送往一家印刷厂当童工，把罗汉送到了歌乐山孤儿院，无法求生的吴理华那时还怀着孩子，无奈忍痛做了流产，带着母亲和小女儿改嫁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在即将要分开的前一天，一家人来到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合影。
进了孤儿院的罗汉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孤儿院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
子，生活条件很差，三餐基本都吃不饱，还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从山上往江
边运大米、运木板，有的同学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到傍晚就看不见
了。”罗老先生的童年就是在逃难和大轰炸中度过的，“直到抗战胜利我们一
家人才再次团聚在一起。”
踏上为受害者的索赔之路
退休后的罗老先生有了一份新的光荣工作，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标注“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新闻办公室主任”。这个自发的组织已经成立多年，大家尽心尽力，争取索赔的胜利。
去年10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就“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开庭，中国原告在东京地方法院外控诉侵华日军暴行，罗老先生和他坐在轮椅上的老母亲就在人群当中，神情毅然，吴理华抱着丈夫的遗像，“侵华日军让我家破人亡，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参加这个正义的斗争。”罗先生说在成立的这个索赔团里，有很多人的遭遇特别悲惨，”赵茂蓉的右半边脸被炸得稀烂，今年75岁的万泰全在8岁的时候左腿几乎被炸没了，到现在他的腿还经常抽筋，疼痛难忍，晚上经常失眠；今年79岁的高原家中被炸3次，死伤8人……”
日军大轰炸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生抹不去的沉痛创伤，“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要为在大轰炸中死去的父亲和6万多死去的同胞鸣冤叫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正义的索赔定会得到中日人民的支持，一定会取得成功。”
采访的当天，吴奶奶、罗老先生和他的妹妹吴笳多次提到电视剧《记忆之城》，这几天，他们每晚都准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并对该剧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在该剧的拍摄期间，罗老先生还专程到剧组探班，并写下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感谢信。
采访后记--
完成采访的第二天，热心的罗老先生为记者联系到了《重庆城市发展史》研究室的调研员赵大斌。他说，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重庆大轰炸，一定得到博物馆里看看。赵大斌老师早就退休了，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三峡博物馆的文物征集而奔波，一直在参与研究“重庆大轰炸”这一专题。
在两位老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三峡博物馆的抗战岁月厅。曾被日本教科书否认的“重庆大轰炸”的悲惨一幕，通过半景画陈列展览再现，大厅以山城重庆半岛全方位的大型油画和近景的地面塑形构成，形成一个恢弘的三维空间。随着灯光的变暗，展览用一系列的高科技技术，对大轰炸半景画进行全过程演绎。在灰暗的天空中，由多媒体合成的敌机群从左右方向轮番俯冲，疯狂投弹。随后，半景画面和前面塑形的场景中出现炸弹爆炸、燃烧和火光冲天的景象。随着画面的转换，记者真真切切地看到街道边瓦砾中死尸横陈，到处血迹斑斑，伤员肢断肉裂，担架队所过之处，鲜血流成一条条乌红的粗线……
整个过程让人震撼。最为醒目的是，在馆口的不远处，有一副大照片，那是一个日本人，虔诚地双腿跪地做忏悔。赵大斌老师说那是当年参加轰炸重庆的一个飞行员后代，专程来到重庆替自已的父亲向中国人民道歉。
从博物馆出来，罗老先生又带记者去了抗战胜利纪念碑。随后他还带记者去了国泰电影院旧址。1939年五四大轰炸使当时正在看电影的200多名观众伤亡惨重。那里现在正进行拆迁，不久以后要建一个和平广场。“这是好事啊！”罗老先生说。
结束采访返京，老人家一直把记者送到了车站。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转身离开。几分钟后，老人拿着一大包吃的送上车来：“你还没吃中午饭呢，就在车上吃吧。”看着老人的背影，笔者眼睛湿润了，在重庆如火的天气里，74岁高龄的他为了记者的采访东奔西走，而我只能将对老人家的敬意融入文中，寄托真诚的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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