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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鲁迅
周海婴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25，作家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的寓所里病逝。
那一天，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记忆里，从早上被叫醒的那一刻开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当时周海婴还是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每天早上极不情愿地在美梦中被催促声叫醒，接着听到的便是。“要上学了，快点！快点！”然而那一天早上，并没有人催促他动作快点，更是连学校都不用去了。小海婴心想又不放假，又不是周末，怎么不用去学校呢？一直照顾他的阿姨对他说，穿好衣服后先不要下楼。孩子嘛，越是不让他干的事情，他就越好奇。他一下楼，就看见自己家里来了很多人，屋里屋外全站满了人。满心疑惑的他，用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母亲，当他看见母亲并跑过去的时候，他看见父亲躺在离母亲不远的床上。母亲拽着他，不让他过去，那一瞬间，小海婴立刻明白了，自己没有爸爸了！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生前的一些好友纷纷赶了过来。虽然人多，但屋子里依然很安静，只是沉痛的气氛弥漫在四周。前来悼念的人尽管心情悲痛，但都尽量保持着肃静
以免打扰死去的人。这时，小海婴听见一阵急促而响亮的脚步声。脚步声的主人，一下子冲到父亲的床前，扑倒在上面，大哭。“先生！先生！”原本戴在头上的帽子也滚到床边。这个人就是父亲的好友萧军。
过了一会，家里来了一位日本雕像家，给父亲做石膏面模。因为面模的材料是石膏，所以面模把父亲的眉毛和胡须粘下来了一些。小海婴发现之后非常心疼，觉得“怎么把我父亲的眉毛和胡子生生地拔了下来？”父亲去世时。他的嘴里并没有戴上假牙，所以这个面模两腮凹陷，与父亲生前的模样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做完面模以后就拓成一个石膏的头像面像。这个头像面像现在还挂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一个中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就这样离开了，在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之后，留下了妻子和孩子，就这么离开了。回忆起父亲的点滴，已近耄耋之年的周海婴依然激动。
意外降生的“小红象”
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在上海出世。在周海婴所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里，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当时，鲁迅觉得生活无法稳定，更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如果有了孩子，就意味着抚养、教育等一系列的责任。如今自己颠沛流离，孩子岂不更要吃苦？基于这些考虑．海婴并不在父母的计划之内。
从1925年3月起，鲁迅和许广平通过书信建立了恋爱关系。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鲁迅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于是，他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27年1月，鲁迅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辗转到上海，鲁迅和许广平住到了一起。许广平生产时已经33岁了，当时难产，医生问鲁迅，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他的回答是保大人，好在后来母子双双平安。孩子的出生还是给年近50岁的鲁迅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鲁迅给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一个小名，叫“小红象”。因为他和许广平互相通信过程当中有用“白象”作为他们互相之间的爱称。而孩子一生下来，皮肤是发红的，所以以“小红象”作为对孩子的爱称。有了爱称后，鲁迅还给孩子起了正名。鲁迅在上海住了10年，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孩子又是在上海出生，所以就取了一个上海的“海”字，而当时是个婴儿，鲁迅取了一个“婴”字，意思就是上海的孩子。名字取好后，鲁迅和许广平说如果孩子长大，他不喜欢这个名字的话，可以改。可是周海婴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就一直用到现在。
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喜欢夜间写作，所以早晨一般起得很晚。小海婴知道父亲在起床后有抽烟的习惯，于是他早晨就会轻手轻脚地来到父亲床前，在小茶几上取出一支烟插入短烟嘴里，然后便大功告成般地离开，怀着极大的满足感上幼儿园去了。等到放学回家后，如果父亲没有提及此事，没有夸上他两句，他就会故意去问父亲，今天发现烟嘴里有什么了吗？
在周海婴的记忆中，幼年里还有一件开心的事情，那就是与父亲一起去看电影。当时物质文化生活相对贫乏，鲁迅也没有什么娱乐消遣，经常去看电影便成了一个好的选择。再加上那个年代，一般看电影都是晚上去，对于像鲁迅这样的进步人士来说也相对比较安全。但凡鲁迅觉得这部电影对小孩子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他都会带上小海婴一起去。每每这个时候，海婴都会很高兴。
上海的夏天是炎热的，那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小海婴热得满身都是痱子。这个时候，鲁迅就让他躺在床，自已调痱子药水给他涂。鲁迅给小海婴涂痱子药水，许广平就在一旁扇扇子，这个时候最舒服、最高兴的就是躺着“享受”的小海婴。
鲁迅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他很讨厌上海那个年代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在1935年5月9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22元。这期间就因为小海婴嫌送来的留声机不够大，不满意，鲁迅一连给他换了3次，于是引来了一些人的看法。
对于这件事情，周海婴的解释是：当时自己把想要的那个唱机的形状、大小、高矮都和父亲说清楚了，他也答应了。在小孩心目中，父亲答应过的事情就应该做到，买来的东西应该是符合要求的，但是父亲委托人买来的那个唱机，一开始就是个廉价品，并不符合自己之前的要求，所以就觉得不满意。孩子不满意，父亲觉得合理，他就要求别人换一个。那个时候，是可以一周无条件退货的。其实父亲的做法并不是娇惯。老来得子，鲁迅自然是对小海婴宠爱有加，面对一些人的非议，鲁迅显得很坦然，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对于后代的成长教育，鲁迅采取的是顺其自然，并不多加干涉和约束。周海婴的学习生涯是愉快的，父亲没有因为他在学校考了第一名就给他额外布置学习任务，只要学校的功课完成了，他就可以玩了。
父子趣事
鲁迅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文章，有时候遇到猫不停地叫唤，他常常会往楼下扔一个装香烟用的空铁盒子。到了第二天，小海婴又会把这个空铁盒子捡回来放回原处，以便父亲再次使用。鲁迅给人写回信一般都是在下午。回信时，他会根据自信的对象来选择信笺。鲁迅非常喜欢美。喜欢艺术，所以他买了很多信笺，这些信笺是根据收信对象的不同而有所选择的使用。有意思的是，他选信笺写信的时间通常是小海婴放学回家的时候。
周海婴回忆道：只要他看见父亲写信，拿信笺，自己就很积极地帮他挑选。当时他并不了解父亲挑选信笺的意义，只是以一个孩子的审美观来选择信笺。如果自己挑选的信笺图案、内容和父亲愿意回复信的这个对象不一致。父亲就会比较为难，但又不直接说，只是委婉地表示。“你怎么选一个这个？”，或者说“选一个牡丹花信笺写给一个不大认识的朋友，那就不太好了。”然后用商量的口气问：“是不是再换一张？”直到两个人互相达到一致，才最终决定写信的信笺。
由于上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以前一直未曾公开过，竟导致了后来一些鲁迅的研究者通过信笺来考证鲁迅与某人的关系时发生了误读的现象。通过这些丰富的信笺，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感受到鲁迅先生的个人情怀。鲁迅爱孩子，但从不娇惯。真遇到小海婴淘气时，他会用报纸卷起来打他两下。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说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鲁迅平时总是穿着中式长褂。一脸严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绷得那么紧的。
慈爱慷慨真性情
生活中的鲁迅是很讲情调的。他的毛衣有很多都是许广平亲手织的，颜色、造型都是一种很宽松的形态，穿在身上也很舒服。过去总是有人说鲁迅喜欢骂人，很凶，那根本不是真实的鲁迅。从很多现在披露的鲁迅的照片可以看出来，鲁迅是非常慈爱的一个老师，一个老先生，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鲁迅发脾气、骂人。
人们往往记住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样子，其实现实生活中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1933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翟秋白和夫人杨志华秘密来到上海，得到了鲁迅的帮助。
翟秋白当时身患肺病，和夫人住在一起，生活非常桔据。为了在不伤害到翟秋白自尊心的基础上给予他帮助，鲁迅和许广平商量，把自己将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秋白，请他出版，也就是相当于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了霍秋白，《鲁迅杂感选集》，1933年在上海出版，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查，将出版社的地址写在了北京。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和这本书都受到了很好的评价。而霍秋白的到来给小海婴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他给了自已许多铁质的小玩具。
1934年10月，萧军和萧红由青岛乘船到上海。他们在上海举目无亲，就给鲁迅写了信，很快就得到了回信。11月30日他们二人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萧红把《生死场》的原稿交给了鲁迅。因为经济困难，书稿的字写得很小很密，萧红本打算鲁迅先生随便翻翻也就算了．谁知道，鲁迅在萧红写的手稿底下衬了白纸，整本书一字一句，连标点符号都看完了，之后还推荐出版。但由于书的内容是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没有通过审查。鲁迅就自己出钱出版了这部小说，并亲自为之写序。
虽然有了孩子，有了舒适的家庭，鲁迅并没有放弃他一贯的战斗。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周海婴说：“父亲的手稿改动非常少，他差不多是一气呵成，没有写完以后删删改改的习惯，而且他从来不重抄一遍。”不过，鲁迅的文章中有几篇许广平抄过，这并不是说因为删改的太多，原稿看不清楚了，而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检查。因为国民党检查人员对鲁迅的笔迹都已经很熟悉了，只好用许广平重新抄过的稿子去发表。当然发表的时候也不是用“鲁迅”这个名字，当时鲁迅有几十个笔名。在那个想呐喊都不能如愿的年代，鲁迅内心往往是很难做到平静的，有时他也会生气，他生气时的举动一般人是想像不到的。
周海婴说，父亲很生气的时候就躺在阳台上，母亲怎么劝都劝不动他。当时自己还小，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生气，就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也仰面朝天躺在阳台上。父亲看着自己，然后说了一声“小狗屁”。然后就起来了，看见父亲起来了，自己也跟着起来。
最后的日子
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刺激着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他的安适与悠闲。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争取光明的苦斗之中。而此时，鲁迅的病体也愈加难以支撑他继续往前走了。
鲁迅年轻的时候，经常锻炼，身体是很好的。但是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等各个方面所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1936年6月5日至6月30日起，坐都变得很困难的鲁迅连一贯写的日记都不能坚持写了，有关的书信也不能回复了，于是鲁迅请人给他刻了一枚带有“生病”二字的图章，海婴就负责在邮递员退信之前把这个章盖上去。
1936年8月，病情愈加严重的鲁迅在家人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医院并进行了抽胸腔积水的治疗。1936年9月，鲁迅的病已经很重了。9月5日，他在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中说，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这样吧。但要赶快做。似乎由“赶快”一词中可以看出鲁迅本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文章里还有一段遗嘱提到，死了就拉倒，埋了就不要做纪念，忘了我，自己生活。孩子长大，若无才，那么就可以找一些小的事情做做。鲁迅的遗嘱中，可以看到他的淡泊与实际。
1936年IO月19日凌晨，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医生说的，他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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