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孙开闭”
巳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中央电视台里的大多数同事开始叫我“孙哥”。三四十岁的叫我“孙哥”，二三十岁的也叫我“孙哥”。
体育新闻部有个年轻人，他父亲年轻时就和我是插队的战友，见了面我们以哥们儿相称。后来他儿子进了央视体育频道新闻部，见了我，也学着别人叫我“孙哥”。我对他说：“你爸爸和我有交情，是哥们儿，你哪儿能管我叫哥？你得叫我孙叔叔才对呀。”他乐着跟我说：“别呀，孙哥，人家都这么叫。再说，这么叫不是显得您年轻么？”
其实我是跟他开玩笑，他们叫我“哥”，我心里挺高兴，一是虽然我50多岁了，说明我看上去是比实际年龄年轻；二是因为我的人缘好，和大伙儿都很亲近，人家才这么叫我。另外大家都知道，体育中心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两个字的简称，比如以前的中心主任马国力，平时大家就叫“马国”，中心副主任岑传理，大家就叫“岑传”，叫我就叫“孙正”，叫韩乔生就叫“韩乔”。但是在一次分派大赛任务的会议上，韩乔坐在他的座位上，咧开嘴巴大喊着说：“孙哥，你简直就是孙开闭啊。从此我的另一个外号“孙开闭”很快就流传开了。
他们之所以叫我“孙开闭”，是因为我进中央电视台近30年来，没有我没参与解说过的体育大赛。在我的工作履历表上，写着六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矾、1988年汉城。1992年巴塞罗那、1996年亚特兰大、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五届世界杯足球赛、六届亚运会和全运会以及不计其数的大小运动会的赛事。但凡是我参与解说的大赛，大部分是由我来解说开幕式或闭幕式。日子一长，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越多，积累的经验也就越多，在工作中越显得自如和得心应手。这么一来，我似乎就成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专业户”。很多运动会，中间的比赛我都未必解说，只是为了开幕式和闭幕式才奔波一次。最近这些年；不少人觉得由我来解说开幕式或闭幕式已经是一种规格的体现。“孙开闭”这个外号，也就此越叫越响。
有的时候，某个开幕式其实不是我解说的，但大家还都以为是我解说的，听完了还跟我讨论。在很多人的心里，我来解说开幕式或闭幕式，几乎成了一种定式。
最有意思的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开幕式。当时宋世雄老师还没有退休，领导希望一男一女一起解说奥运会，于是决定由宋老师和宁辛一起解说，这样搭配比较好，也相对轻松一些。因为奥运会的开幕式时间比较长，光是运动员入场就要两个小时。宋老师和宁辛准备了很多资料，也说得很辛苦。最后终于说完了，由宁辛来说结束语。于是全国人民都听到了宁辛说：“感谢您收看第26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转播，是由宋世雄和孙正平为您解说的。”
因为那次开幕式没有我的任务，我并没有在IBC（国际广播中心）收看和听他们的解说。等我回了IBC，立刻有好几个同事上来拉着我说：“孙哥，宁辛怎么对你那么好啊，自己说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愣说是你解说的。”我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想，这是宁辛第一次担任奥运会的开幕式解说工作，心里难免有点紧张。后来见到宁辛，她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跟我说：“孙哥，以后还是你来吧。你不来，人家都惦记着你呢”。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随着体育频道的逐渐壮大，进入体育频道工作的年轻解说员越来越多，但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一直都是宋老师和我来解说。1999年宋老师退休之后，所有体育大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任务就全都落在了我的肩上。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不像解说具体比赛那样有灵活性，可随意发挥、游刃有余。解说比赛，专业上说错了可以重来，一句话没说利落可以再说；但在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往往涉及到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称，它的综合因素很多，影响力极大，一旦说错，常常有不可估量的后果。
因此，当你坐在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或闭幕式的解说席上，你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出错。作为我个人而言，在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解说上，声音和经验是我最倚仗的条件。在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我们后一代的体育解说员和播音员里，我的声音偏高，穿透力更强，更具磁性，在大场面上往往更能体现器宇轩昂。大气磅礴、充满震撼力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从1981年进台迄今在各种大赛中获得的经验。让我懂得在大场面上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把握局面，我知道怎样从开始安然平稳的过渡，把每一个环节起承转合，直到结束。
能在现场见证和解说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心情肯定很激动，但你必须时刻了解自己的角色。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很多人曾经担任过大型运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解说。自从我开始担当这个角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那样的大场面下，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哪怕微小的错误。像我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不多。
199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天津举行，中央电视台负责现场直播，由天津电视台负责制作信号。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指派我去转播开幕式。因为很多国家和地区领导人都要亲临现场，在开幕式一开始，就由我来播报来到现场的国家领导人的职位和姓名。虽然那只是照本宣科，但神经绝对高度紧张，不能出半点差错。
直到开幕式结束，终于长出一口气。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孙开闭”这个称呼挺有意思，而且不容易。
平生第一场直播
1981年3月，我正式调回了北京，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结束了长达13年的山西插队、上学、工作和生活。
从17岁到30岁，我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登上太原的火车仿佛就像当年离开北京一样，朋友、同事和同学约30人到车站送行，不过此时的心情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真是天壤之别。隆隆的列车驶向了北京，我向后远远地张望，山西的一切令我百感交集。
在我调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不但没有体育中心，连体育部都没有。只有一个做体育节目的体育组，从行政上划归社教部，节目量也很小，每星期只有一次15分钟的《体育之窗》，偶尔有一场比赛的转播。我是来体育组工作的第8个人，在我之前的7个人里，现在只有两个人和我一样仍然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岗位上。我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体育解说员和播音员。当时宋世雄老师的人事关系仍然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是1984年才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的。在那之前，中央电视台常常借宋老师来转播比赛。
刚入台的那阵子，我像所有初来乍到的新生一样什么都干，提包、打杂、打灯光。在农村插过队的人，肯定不会怕苦怕累，能学就学，能看就看。每天上了班，我先看看有什么任务，没有我就扫地，打开水，真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年左右，那段经历对我非常难忘。这半年里，我了解到大家都在怎么工作，也尽快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当时我巳经三十而立，我每天都想，我应该昼夜兼程，一步当两步用才行。
在山西的时候，我一直进行广播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专门学过播音。我的声音条件还算不错，普通话比较好，比较符合体育比赛转播的音色，既清晰又比较靠前。我学过体育，对体育又很热爱，我觉得自己基本具备做一名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的条件。师傅将我领进了门，现在就看自己个人怎么修行了。当时我心里特别着急，想尽快适应自己的工作，就到处请教。凡是当时成名的播音员，我几乎都拜过师。
就如何正确用气用声，我请教过赵忠祥、刘佳、李娟和沈力等老师。当时《新闻联播》的杜宪跟我年龄差不多，她在广播学院学的播音专业，她特意送给我一套如何用气用声的书。我也请教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夏青和葛兰，夫妇俩都是著名的广播艺术家。夏青老师现在已经去世，葛兰老师现在办了一个播音学校。前两年，她的学校有一个学生，被我推荐到了体育新闻部工作，就是现在很多观众都熟悉的吴为。我还自己找过广播学院的老师，像李刚和王璐这样的广播艺术家。当时有两个刚刚毕业的广院学生，来台里实习。我每天早上6点就赶到台里练声，因为台里环境比较好，在外面练的话，声音太小达不到目的，声音太大又不好意思。这两个学生非常热情，也来帮我辅导。
1981年9月26日，我的第一场转播是第一届北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由宋世雄老师带着我一起转播。在转播过程中，宋老师负责整个比赛的现场实况。同时，在两个多小时的比赛中，我们还插播了很多专题风光片，包括交通管理的注意事项，都是由我来配音。虽然这只是配音，而且是事先录制的；但毕竟是在现场转播的节目当中播出了，也算是我的第一步。在这之前，虽然我也配过音，但那都是非正式的，但这一次，我终于在全国播出的节目里正式出了声音。
一个月之后，我等来了自己个人的第一场直播。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毕竟是由宋老师挑大梁，我做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个人发挥和临场应变，因此心里很踏实。但这次不一样了，给我的任务是北京的长城杯足球赛，由中国青年队对美国国家队。当时中国青年队的主教练是张宏根，守门员是李富胜，队员中有迟尚斌、林乐丰等人，都是后来国家队的主力，观众们对这场比赛非常关注。这是截然不同的转播，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现场解说，你不可能像配音那样照本宣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马拉松赛是截然不同的工作。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领导张家成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是你第一次自己现场转播，你肯定非常兴奋，也会因此带来一些压力，甚至自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但是你要冷静，你要时刻记住电视台是宣传的喉舌，你要记住宣传纪律、政策水平、掌控能力，这是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领导关心的也都是这个。你个人的兴奋先放在一边，但你在现场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对观众负责。技术上说错了没关系，战术说得不准可以再提高，情绪上绝对不能出问题。”这番话在我的解说生涯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从那时至今，近30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张家成主任的这番话。
当时为了这场球，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去国家体委足球处索取资料，去运动员入住的酒店采访。那个时代的体育转播不像现在，每天都有直播，甚至一天有很多场直播，当时是很长时间才会有一场体育转播。因此，我在长城杯赛的半个月前就接到转播任务，有半个月的时间来做充分的准备。当时一没有手机，二没有电脑，全靠自己骑着自行车去找资料。我非常重视这场比赛，那是我整个解说生涯里最重视的一场比赛之一。
转播的当天上午，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找了宋世雄老师。宋老师把我带到他们办公室边上的屋里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场，一定会在你一生当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你首先要把握好宣传口径和政策，你要时刻记得长城国际友好邀请赛宣传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运动员的友谊。”宋老师当时还说：“你把准备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就介绍了有关情况，他立刻又给我一连串的问题，这场比赛的口径你准备怎么把握？中国队赢了怎么说？输了怎么说？平了怎么说？如果出现打架斗殴的情况你怎么处理？宋老师给我抛出的问题确实超出我原来的准备范围，我绝对没有他想得那么细。他还说：“你其他方面都不要着急，技术、战术的分析水平可以慢慢提高，嗓子能不能顶下来根本不用担心，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点问题也没有。”
宋老师的那些提醒和张家成主任的话如出一辙。由于有领导和良师的及时指点，对于刚刚走上这条路的我而言，就好像是孩子经受的启蒙教育一样，非常的及时和重要。所以我庆幸从一开始我的解说就没有走弯路。我之所以能够在一线工作这么多年，一方面是观众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我在政策口径的把握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偏差。这是领导对我最放心的一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组有一位老记者叫陈文清，平常经常帮助我，告诉我一定要嘴勤笔勤；他对我说：“小孙，你第一场转播我一定要去看。”当时我的解说顾问是唐凤翔，他经常给宋老师做转播顾问。他是这次长城杯足球赛的裁判。唐凤翔是第一场比赛的裁判，中国队是第2场，8点钟开始。吹完第一场比赛，浑身是汗，他就赶到转播席上为我当顾问，我们的副主任冯一平也专程赶到转播现场，在整个转播过程中，他一直站在我的身后。
第一次转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记得当时我准备了两摞资料，哪一部分资料打算在什么时候用，准备得特别细。我还跟工作人员要了两暖壶水，因为宋老师就爱喝水，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肯定也得喝好多水。结果这场比赛，我说得声嘶力竭，最后语调也高不上去了，嗓子发干发哑，勉勉强强跌跌撞撞说了下来，准备的两大摞资料几乎没用上，两暖壶的水一口没喝，简直就是一场上甘岭战役。
比赛一结束，我就觉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人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在转播席上一下子瘫了，歇了5分钟才缓过来。但是当时的领导们，还有宋老师都在鼓励和安抚我，我觉得他们是怕我就此失去信心，对我而言就像是一股暖流温暖到了心里。唐凤翔坐在我旁边说：“不错，对战术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宋老师后来也对我说：“没关系，你就是太紧张了，用声还没有完全掌握。这种紧张我们都有过，慢慢练就好了，第一场能说成这样就不错了。”
回来以后我进行了总结，觉得自己欠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虽然我对体育总体上比较了解，但我还不真正懂得对声音的把握，对足球具体的技战术的了解也不太够。可当时从社会观众的反馈，从同事们的反应来看，都并没有对我有什么非议和指责。那时候的观众对解说的规律和熟知的程度远远不如现在，也不像现在这么挑剔，实际上也是给刚刚在解说工作上起步的我一个宽松的环境。就这样，我算是揭开了转播生涯的帷幕。
东单公园的聂卫平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整个中国体育最振奋人心的事件里，必须提到中日围棋擂台赛。在那场大开大阖的厮杀当中，成就了一代棋圣聂卫平。
我和聂卫平年龄相仿。他是1952年出生，但一直以为自己比我大。后来一论年庚才知道，原来他比我小一岁。我们志趣相投，经历相近，每次见面，都觉得彼此有很多话要说。
我和老聂初识，就是在1985年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但要讲老聂的故事，应该从我曾经每天练嗓子的北京东单公园讲起。
他当初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时，因为痴迷围棋，又非常刻苦，棋艺已经了不得了。但因为还在业余围棋界，没有进入国家队，在社会上还没有知名度。当时，东单公园是一个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场所，有一位老先生在业余围棋界有一定名号，自视也很高，认为自己没有对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聂卫平，聂卫平年轻好胜，就让朋友带他去和老先生过招。老先生一见聂卫平其貌不扬，就有些轻视，抬手就把白棋拿在了手里。按照围棋规则，黑棋先手，白棋后手，显然这是轻视对手的表现。谁知道一盘下来，聂卫平以砍瓜切菜的姿态大胜。老先生认为这是一时疏忽，非要再下一盘，结果这一盘更是彻底崩盘，甚至还不如前一盘，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当时围观的人很多，老先生脑门上的汗珠也越来越多。突然，人群中闪出来一位资格比较老的业余棋手，抓着老先生问：“您跟谁下棋呢？”老先生说：“我不知道啊。”来人说：“您还敢拿白棋？这就是有名的大聂啊！”老先生觉得大受羞辱，起身把棋一收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东单下棋，从此聂卫平名声大震。
当时的北京．除了东单公园，景山公园也是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场所，这两座公园里的爱好者代表了当时北京业余围棋界比较高的水平。后来大家以棋会友，成了朋友，聂卫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陈祖德击败日本高手和聂卫平的崛起，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围棋迷。
但真正在中国掀起全社会的围棋热潮，还是1985年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比赛在北京体育馆挂大盘讲解，我担任主持人，讲棋的是王汝南和华以刚。两个人的风格很鲜明，王汝南侃侃而谈，富有激情；华以刚不温不火，富有哲理。
围棋擂台赛的规则，是双方各有8员大将，哪一方先全军覆没，则为失利。比赛开局之后，中国的先锋江铸久手风极顺，一个人连赢5场，逼出了日本的3员主将。但随后形势急转，日本的小林光一大发神威，不但挫败江铸久，还连赢中国七阵，中国方面只剩下了主帅聂卫平。聂卫平只有连胜日本三大主将--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中国队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形势已经凶多吉少，以当时的情况看，日本的整体实力毕竟在我们之上。中日两国的媒体推波助澜，大战一触即发。因为形势的逆转，中日两国的围棋大战引发了全国观众和棋迷的广泛关注。一时之间，无人不谈围棋。
在那届擂台赛期间，围棋的热潮非常罕见。每当挂盘讲解期间，体育馆里都坐有上千棋迷，让我也很受感染。我也非常兴奋，准备得非常充分，经常和聂卫平交流。聂卫平对我说，他认为他的布局--也就是前50步功力是世界第一，只要后半盘不出“勺子”（明显的昏招），就基本上不会落下风。
聂卫平首当其冲，迎战小林光一。小林最难对付，此人向来不苟言笑。华以刚评价他说：“他没有任何特点，看似每一步都很平常，但其实你找不到他的任何弱点。这样的棋手是最可怕的，不知不觉之中，你已经在他的控制里了。”
果然，这盘棋下到中盘，聂卫平已落下风，棋已经非常危险。关键时刻，他耗时40分钟去考虑一手棋的走法。小林光一对聂卫平也颇为敬畏，见聂卫平用40分钟长考，对这一招的应对反而踌躇不已，结果竟然真的应错了一步。就是这一步棋，让聂卫平找到了缓冲的机会，反戈一击，长驱直入，一举吃掉小林中盘的几个子，赢得胜利。
此战过后，聂卫平仍然以一对二。但这一盘胜利，已经让所有的中国棋迷看到了夺取胜利的机会。日本剩下两员主将，加藤正夫的棋力并不及小林，主帅藤泽秀行年过七旬，曾经纵横一时，但体力和棋力已经不比当年。
最后两盘聂卫平果然连续取胜，最终击败他非常尊敬的藤泽秀行，为中国赢得擂台赛的胜利，成为了名震一时的“聂旋风”，也赢得了棋圣的美誉，在中国体育历史上写下了具有传奇意义、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上世纪80年代，体育是振兴国威的一面旗帜，聂卫平由此成为当年的代表人物。
这一年年底，国家体委举办了一次春节联欢会，同样由我担任主持人。联欢会上，我和羽毛球运动员韩健一起采访了聂卫平。韩健说：“你连克日本三大高手，当时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在想祖国的荣誉和人民的期待吗？”聂卫平把眼睛一瞪说：“不不不，那时候我什么都不可能想，所有的心思都在棋上，多看一步是一步，不可能分心去想别的。”这番话也许在今天看来没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中期，听上去非常真诚。
聂卫平的棋力有多强，一般人很难揣测。有一次，在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棋院举办了一个答谢记者的活动，以感谢多年来记者们对他们的支持。活动之后有一个车轮大赛。由华以刚、罗建文、曹大元、俞斌等人出马，和这些平常喜爱围棋、报道围棋的媒体从业者车轮大战，一般是一对五或者一对六。活动仪式还在举办的时候，我就远远地喊了一声：“老聂，一会儿你得跟我们下啊！”仪式之后，还真听见老聂高声叫喊：“孙正在哪桌儿呢？孙正、在哪桌儿呢？”到了我们的桌子上，大家自报家门和水平级别，有的是业余二段，有的是业余三段，根据你段位的高低，来决定老聂让你几个子。我记得那一次，老聂让了我6个子，还是被杀得大败。
那个时候，老聂的心脏已经不太好了，过一段时间就要吸氧。一个多小时之后，罗建文走过来说：“别让老聂太累了，让俞斌来接替他吧。”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已经坚持不住了，只是在苦苦挣扎，眼看每一盘棋都要全军覆没。俞斌走过来一看棋面就笑了，说：“你们这几盘还不投降算了。都下成这样了，还能再往下下吗？”
老聂爱好广泛，头脑如电。除了围棋，聂卫平还喜欢打桥牌。有一次在武汉，我们一起坐船去比赛地，一位记者有一本关于桥牌的手册，老聂借来看了一晚，第2天早晨还给那位记者时说：“你问吧，哪一章都行。”果然说起来如数家珍。
我和老聂认识的时间日久，交情也日深，也经常在一起打桥牌。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见面，因为每星期六晚上和每星期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都会组织名人桥牌赛，老聂和曹大元都是爱好者，每次必去，我也经常去打。当时按红、绿、蓝分成3个大组，无论你分在哪一组，都要和这组的其他人打一个大循环。老聂和曹大元配合得很好，是业余中的高手。老聂说，“围棋盘上360个交叉点我都能算清楚，何况这54张牌？”
老聂不拘小节，说话常常妙语连珠。我也请老聂做过围棋的解说顾问。他为人特别放得开，经常天文地理、经济、社会人文无所不说，大家也很爱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香港明星足球队来内地踢表演赛，老聂担任我的解说顾问。有一个明星速度很慢，老聂说：“这速度简直是曼德拉。”另一个明星球技不佳，老聂又说：“他的技术简直是柴可夫斯基。”
这就是我认识的聂卫平，纵横棋坛，但又非常风趣的人。
聂卫平：
我和孙正平是很好的朋友。我记得他是1951年生人，但是看上去一直特别年轻。很早我认识他，印象中就是一阳光青年，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他是那种你一认识就非常喜欢和他说话的人，有很特殊的亲和力，而且我们年龄接近，所以一认识就有一种好感。我估计他也没把我当成什么棋圣，我也没把他当成名人，我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公众人物。
他这人非常敬业，曾经跟我交流过很多次，关于足球、篮球和各种运动，我觉得他了解得相当清楚。孙正平也打桥牌，是打那种名人赛，但是他的水平没有给我留下过非常深的印象，如果他的水平很高，我肯定就有印象了。他也得过好多名次，我那时候不能参加，就是经常陪一些国家领导打牌，时间上有冲突。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民大会堂每到春节，搞过一些晚会。我带着围棋队的一些队员，在那儿搞一些活动，让几个子，跟老百姓下。我跟孙正只下过一次，还是在一次与记者的联欢活动中。不过我一直跟孙正说，我想再和他一起解说别的体育比赛，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合作一次，但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球赛。我和黄健翔他们一起解说过足球，跟宋建生也解说过篮球。我看孙正现在主要是解说NBA，这个关键得有专业知识，人你都得认识，这个我差点，所以也就没再提。
和其他的解说员相比，孙正的语言、声音对观众的吸引力更大，非常有特色。不管他说什么比赛，只要你一开电视，一听，你就知道是孙正平在说，我估计没有几个播音员能达到这种水平。
“5·19”前后
在我解说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体育迷一直有个难解的心结--中国足球队从来没有在世界杯足球赛上出现过，直到2001年沈阳五里河的那个出线之夜。
喜欢体育的人，哪有不看足球的？看足球的，哪有不看世界杯的？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第2年，我就解说了1982年世界杯赛小组赛。本来中国足球队大有机会进入那一届世界杯，容志行、陈熙荣、迟尚斌、古广明、赵达裕、沈祥福、李富胜都是那个时代中国足球的明星。但1981年沙特在关键之战中0比5放水给了新西兰，迫使认为自己铁定出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中国队立刻重新集合、迎战新西兰队。准备不足的中国队终于1比2落败，让无数球迷伤心欲绝。
眨眼间又过了4年，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又到了眼前。中国队的主教练由苏永舜换成了曾雪麟，再次准备向世界杯挺进。这是一支在当时声誉不错的中国足球队。1984年，他们在亚洲杯赛上获得亚军，接着在印度举行的尼赫鲁金杯赛中1比0击败了阿根廷队。在中国队所在的小组当中，只有中国香港队略有实力，但和中国队仍然相差甚远，另外两支球队是中国澳门队和文莱队。中国队开始并不算太顺。比赛在中国香港揭开帷幕，中国香港队在主帅郭家明的率领下守了一个铁桶阵，死守了90分钟，0比0逼平了中国队。但中国队随后在对中国澳门队和文莱队的4场主客场比赛中捞足了净胜球，再次与中国香港队交锋争出线权。
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主场迎来了对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只要不输，中国队就可以出线，那场比赛正是我解说的。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获得胜利是手到擒来，更多的人认为中国队至少会赢2个球，用2比0以上的比分解决战斗。当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与中国香港队决战的时候，球迷的情绪似乎已显出激动：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踢平出线，而是中国队非胜不可的比赛。
那一年，我是一个34岁的年轻体育解说员。原计划这场比赛是由宋世雄老师来解说的。赛前一周，我和岑传理主任、当时还是记者的马国力和师旭平去广东肇庆拍摄一个矿山职工的体育活动专题。回到北京已经是5月16日，突然从台里得到消息，宋老师突患急性中毒性痢疾，住进了人民医院。我们几个人立刻去医院看他，宋老师刚刚控制住病情，当时还捂着肚子，他夫人钟瑞老师为他扶着吊瓶，看得出身体非常虚弱，3天之后的转播解说肯定不能上了。宋老师对我说：“这场比赛，我肯定不能说了，你赶紧准备准备，没有几天时间了。”
回到台里，张家成主任也通知我--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由我来解说，让我立刻准备。第2天，也就是5月17日晚上，中国香港队飞抵北京，我需要去首都机场接机并进行采访。去接机的除了我，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老记者陈文清。接到中国香港队，我就随他们的大巴开往球队入住的燕京饭店。那是辆密封大巴，人在里面坐久了有一点眩晕。在车上我采访了郭家明教练，让他谈谈运动员的状况和对中国队的看法。 我当时的潜意识里，和所有人一样，认为他们肯定不行，但我还算比较客气地问道：“你认为你们和中国队相比，是不是处在劣势呢？”郭家明城府极深，不卑不亢。他开始历数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的特点，当时中国香港队拥有胡国雄、张志德等几名突出的球员，有一定实力。郭家明说：“不一定你们赢的，足球是圆的，不一定是哪一方肯定能赢。当然，中国队赢了的话，是在情理之中，但我们也不一定没有赢球的可能。”我当时听完，心里还颇为不忿，心想：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赢你们几个球的问题。从外表上来看，中国香港队的球员大部分又瘦又小，中国队像林乐丰、左树声、臧蔡灵、迟尚斌、蔡锦标都是膀大腰圆、虎虎生风的猛将。陈文清说：“这个郭家明也太不自量力了，他们要是赢了的话，中国队还玩什么呀。”
5月18日，两支球队都在工体训练，中国香港队主要在练定仕球。中国队一出现，围观的球迷都掌声雷动，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战如履平地。日后再看，那一幕就像是一场大戏高潮前的铺垫。
5月19日，那个夜幕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该铭记的一个夜晚。当时我的领导特别冷静，赛前张家成主任对我说：“小孙，这场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只是世界杯外围赛的小组赛，中国队要是获胜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应该的。但你有没有做打平或者输了的准备？你必须有这3种准备，否则你在口径上根本转不过弯来。”他的提醒让我冷静了许多。尽管我仍然觉得赢球是不在话下，但我的确开始做出现其他结果的准备。要是打平了是可以接受的，也能出线；要是输了，我应该怎么来说结束语。谁知道，最后的战局真的“应了张家成主任的判断。最终中国香港队2比1取胜，获得本组的出线权，中国队被淘汰。
上半场，中国香港队队长张志德利用任意球远射破门，随后中国队由李辉补射把比分扳平。此时如果中国队及时调整心态，调整战术，出线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非胜不可的社会舆论下，中国队在下半场继续压在对方半场内狂攻，终于被对方年轻的前锋顾锦辉在一次反击中再进一球。
因为我有了各种准备，所以在整场比赛当中我的情绪、语调并没有太大的起伏。当李辉把比分扳平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但很快对方又进一个球，我也很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队的不足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我在比赛结束时是这样解说的--中国足球队今后要想取得出色的战绩，要走的路还很长。
然而那场失败，导致了中国足球史上最大的球迷骚乱。球迷们难以承受失败的现实，怒火焚烧了他们的理智。他们要求与中国足协的领导对话，但没有被接受。一些情绪过激的球迷开始围堵两支球队的球员，砸毁公共设施、掀翻过往机动车辆，甚至围攻辱骂执勤警察……
北京市委立即调集大批警察，当场抓获了120多名肇事者。其中38人因在比赛中和赛后行为恶劣被拘留。另有7人触犯了刑法，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一个月后被判刑，有的还被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的恶性事件。那支中国足球队也就此解散了，“5·19”成为了主教练曾雪麟整个人生都不能解开的心结。
张路：
我与孙正同年，经历也差不多，都曾经下乡插队，他在山西，我去了陕北。1973年我们又都上了大学，成为了“工农兵学员”，同样学的是体育，但不是一个学校，他是体育专业，我学的是足球。
与孙正相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北京科研所工作，有时央视转播足球比赛请我去帮忙搞些技术统计，后来升格为技术顾问，对场上的情况做些简要的分析。当时的转播规定是不许其他人说话的，我们的意见都写在一张条上递给解说员，隔几分钟他们就会对观众说：“我们的转播顾问张路同志对这段时间的比赛是这样分析的……”
1985年“5·19”之战是中国足球历史上重要的印记，这场比赛是孙正解说的。那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爆满，观众们满怀兴奋和期待，希望看到中国足球队战胜中国香港队。赛前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队会轻松取胜至少2个球以上，然而比赛的过程却令沸腾的看台一点点在冷却，又从冷却变成了躁动。中国队先是0比1落后，扳平后又被中国香港队再次破门，最后输掉了比赛，失去了进军世界杯的机会。比赛结束后全场的观众久久地站在那里，没人离场，没人走动，也没有出声，笼罩在工体上空的是一片可怕的沉默。央视转播间里是同样的沉默，最后孙正默默地站起身来收拾资料，这一刻我看到他的脸上滚下了泪水。事隔多年回忆起当时是如何评论这场比赛的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孙正流泪的画面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与孙正多次合作，但始终是处于幕后。当时的电视台管理很严格，非播音员是不可能对着话筒直播的。直到1988年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孙正邀我共同转播欧洲冠军杯决赛荷兰埃因霍温队对葡萄牙本菲卡队的比赛。那是在央视3层一间很小的转播间里，我刚一坐下他把一个话筒摆在我面前说：“张指导，今天您可以对着话筒直接说了，领导批准了。”于是我开始第一次在央视开口说话，而且是在中央电视台对着全国的球迷现场直播。这是我电视转播生涯中有意义的重要时刻。我记得那天比赛相当精彩，最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我和孙正的配合十分协调，转播取得了圆满成功。
1991年我开始参加央视意甲联赛的转播，起初是与宋世雄、张慧德老师合作，后来孙正也主持过一段时间，由于他的职业素养、深厚的功底和经验，也由于我们曾多次合作，所以配合起来驾轻就熟，十分愉快。
后来孙正主要说他的专项篮球，又担负了更多的行政工作，我们的合作少了，但偶见一面还是倍感亲切。希望孙正继续保持努力进取的精神，为广大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转播节目，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合作一把。
苦难的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的历史总是和苦难相连，1981年败给新西兰是序曲，“5·19”只是一个开端。在整个中国足球苦难的过程当中，大多的人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替那些运动员和教练员抱不平：他们容易吗？难道他们想输掉比赛吗？
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运动员和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太大区别，与今天一年收入几百万，开名车住别墅的足球明星相比，那个时代的足球运动员要单纯得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做的是和中国女排一样的事情，同样是为国争光；他们尽了全力，但他们没有成功。
我觉得，人们不应该把满腔的怨恨和怒火全撒在运动员和教练员身上，尤其对我来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解说评论员，我的导向往往决定和带动着看球的数以千万计的球迷的倾向。即使是那样的失败，我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去批评和指责他们。
“5·19”之后，我看到了曾雪麟离队，大量的运动员离队。在那之后，高丰文组建了新的中国足球队。他曾经在1984年率领中国少年队打进柯达杯八强，被认为是当时中国足球界最好的教练。人们又把热切的希望寄托在高丰文身上，但事实上，高丰文成了苦难的中国足球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造化弄人的一部分。
1987年，高丰文率领的中国队2比0击败日本队，挺进1988年汉城奥运会。这是中国足球队历史上第一次走出亚洲，全国欢腾。但奥运会足球赛的分量毕竟不如世界杯，人们都期待着一年之后，在1989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外围赛上，高丰文带的球队能够成功。
这一次世界杯外围赛开始的时候，我巳经是中央电视台的老职工，经历了两届奥运会和两届世界杯解说的洗礼。于是从小组赛一开始，中国队的世界杯外围赛就由我来解说。
小组赛，主场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2比0取胜，全场球迷兴奋地歌唱，做起了人浪。当时我在现场解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国内的球迷这么热情和快乐，五里河因此被看做是中国足球的福地。
中国队挺进在新加坡的亚洲地区六强决赛，同样是我随队到现场去全程解说。当时，中国队只要在最后一战中击败卡塔尔队，就将是历史上第一次进军世界杯。
然而，这又是中国足球史上一道深深的伤疤。就像“5·19”那一天的情景，永远留在了那些运动员的脑海里，让他们永生难忘。后来人们给这次比赛起了个名字：黑色3分钟。
的确是只差一步。马林在上半场率先破门，中国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领先卡塔尔队。但在比赛的最后3分钟里，卡塔尔队连续破门，关上了中国队前往世界杯的大门。在比赛结束前5分钟左右，我的心里还念叨过，一旦中国队出线，我也成了历史的见证人。5分钟之后，我觉得心口堵得慌，好像挨了一记闷棍。说结束词的时候，我说得很短促和谨慎。我记得我说：“中国足球队失去了参加意大利世界杯的资格，我们又要在4年之后重新努力了。”
那个时候，我的目光里到处是运动员们的哀伤和失落。后来回到北京，很多人跟我说了一个细节。他们说：“小孙，球没踢好，你解说到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报啦？”后来听了带子，还真是这样。每次解说的时候，我们的球队打得不错，一边说，一边心里高兴，最后肯定会说，是由孙正平为您解说的。但那场我没说，只说了“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就结束了。
我记得那一晚，一家大饭店里已经订下了几十桌宴席，准备获胜之后给球队庆功。那时候不像现在，足球记者有好几千，当时所有记者加起来不过10来个人，记者们也在被邀请之列。但很遗憾，梦想就随着我的结束词一起结束了。
后来到了机场，高丰文还是很有大将风度，谈笑风生。我并没有看出高丰文非常沮丧，并不像天要塌下来一样。高丰文是条汉子，他也知道我很爱惜这支球队，不会对球队落井下石。到了北京，眼看要分手了，守门员傅玉彬走过来对我说：“孙正，谢谢你啊。球输了，大家心里都挺不舒服的。我们也要回辽宁了，我这条金利来领带送给你，咱们留个纪念吧。”马林也在一边说：“孙正，你得要啊，他可是大老板。”我说：“那我就收下了。别的倒没什么，咱们也算一块浴血奋战过，这也算非常珍贵的纪念啊。”
几年之后。有一次在沈阳，很多朋友欢聚一堂。马林那天兴致很高，端了杯酒过来对我说：“孙正，我们特别喜欢你的解说。没有什么别的，这么多年了，不管我们成绩怎么样，尤其是我们输球的时候，你从来没在解说当中公开指责过我们的队员，没有让我们觉得受不了。就冲这个，我今天要好好敬你一杯！”中国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从事解说工作这么多年，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有拿了世界冠军的朋友，也有成绩不尽如人意的朋友。我以诚实稳重待人，他人必以诚实稳重对我。
高丰文带的队伍在新加坡失利之后，并没有离开。两年后，当他率队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中0比1败北之后，他失去了教鞭。徐根宝在高丰文之后接任，但他成为了中国足球队历史上最短期的主教练。他名为国家队和国奥队双料主教练，但事实上，1991年在马来西亚，徐根宝率领的国奥队遭遇“黑色9分钟”，没能进入巴塞罗那奥运会决赛圈之后，他也就此失去了在国家队的位置。
接着施拉普纳来了，他是中国足球队的第一位外籍教练。他提出了很多中国人听不懂的观点，比如“豹子精神”；比如“如果你不知道往哪儿踢，就往门里踢”。他在1992年亚洲杯赛上带队拿了铜牌，但一年之后，他带领的中国队在小组赛里败给也门队和伊拉克队，无缘1994年美国世界杯。
这几次失败的经历，同样留下过我的声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我已经是一个进台15年，转播过上千场各种项目比赛的老同志。我已年过不惑，看很多东西都更加淡然。跟十几年前相比，中国足球的苦难更加深重。但我从来没有把足球当做我个人荣辱兴衰的象征，我是在窗下听着张之老师解说乒乓球赛长大的，宋世雄老师解说的女排也给我的职业生涯留下了很大的影响。足球对我来说，跟其他项目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然，我希望中国足球能够走出阴霾，就像后来2001年在沈阳五里河那样，我也像年轻人一样很高兴，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太绝望和激动。在中国足球处在最低谷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毁过它。
1997年十强赛，戚务生率领的中国队第一战在大连金州主场迎战伊朗队，仍然是我去现场解说。中国队在范志毅罚进点球之后2比0领先。无论从当时的态势，中国队的发挥，还是现场球迷的气势而言，中国队都赢定了。饱受争议的戚务生破天荒地站了起来，对全场球迷招手致意。但随后伊朗队开始反击，小个子马达维基亚的两脚怒射，让他们最终4比2反败为胜。球迷们从大喜到大悲，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逆转。有一位球迷在中国队2比0领先之后就开始号陶大哭，被带到休息室劝慰，好不容易止住了激动的泪水，高高兴兴地出来，一看比分--中国队4比2落后，又开始号啕大哭。
对我这个曾经经历过黑色3分钟解说的播音员而言，那一天并不像世界末日。比赛中我的解说没有出现纰漏，在中国队2比0领先的情况下，我没有把话说绝。在比分逆转的时候，我也没有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没有太激动，也没有太伤感。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十几年，我更加觉得，不能因为赢了一场球就一好百好，也不能因为输了一场球就说他没有为国争光。不能由于我们解说上的偏颇、情绪上的不稳定、语言上的个人情感因素导致和出现观众情绪的失控。
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实行职业化之后，新问题越来越多。但当你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发表评论的时候，你不得不顾忌身边的环境。1997年十强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也是我去解说，中国队1比0战胜了科威特队。在整个十强赛的解说当中，一般我都会想想现在是什么形势，再征求一下领队的意见，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问问他们要不要小结一下。我在这方面经常会想得细一点，归纳一下整体思路，说出的东西要对中国足球的未来有利，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不足当中的进步。
总而言之，我并不是故意追求中庸。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一个电视体育解说员，不能把自己当成专家。我们因职业关系，或只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因多年关注足球，所以了解的事情多一些。但绝对不是话筒在你手里，你就可以表达非常激烈的个人观点。我习惯温和一些，客观一些，引用一些当事人的观点和外界的评论，用一种更趋向于商榷和探讨的语气，而不是武断地下一个结论。在中国足球苦难的历程中，我从没有给他们火上浇油，这就是我解说足球的风格。
NBA之路
当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一次次铩羽而归，同时，在街头、工厂和学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篮筐下拿起篮球跳投。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篮球比赛的观众也成倍地增长，对于那些35岁以下的绝大多数篮球迷而言，篮球就是NBA，篮球就是乔丹，篮球就是姚明。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NBA是什么，连老太太都知道。中央电视台NBA直播的解说顾问徐济成给我讲过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一位专门写篮球的作家来中国采访，在北京的胡同里遇到一位老太太，身上的T恤上印着一个愤怒的牛头。美国作家好奇地问：“你知道身上的牛头是什么意思吗？”老太太很不以为然地说：“这还不知道？乔丹嘛……什么芝加哥公牛队的……”
还有另一个故事，是徐济成出去采访的时候，好像是在合肥还是哪座城市。那是一场中国男篮的比赛。傍晚，大徐去报摊上买报纸，卖报的老太太说：“你这么高的个儿，也是来看篮球赛的吧？”大徐说：“您也知道有篮球赛？”老太太说：“当然知道了……姚明从NBA挣了大钱回来了……”
NBA正以席卷全球的姿态，成为上亿中国球迷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央电视台每周有4场NBA的比赛直播，很多球迷都说，如果没有NBA，他们都无法想像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让我想起25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NBA画面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感觉到的那种惊奇和陌生。
1982年，我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年，我们体育组每周做一档《体坛纵横》的节目，每集50分钟，是从国外寄来的带子里编播的。当我们一看到篮球赛的画面时就发出了感叹；我的天！这美国篮球怎么都打成这样了？这还是篮球吗？球员在空中飞行，激情四射的大力扣篮，出神入化的表演。
《体坛纵横》要配音，但我们完全不知道球队和运动员的名字。我们请了一位美籍华人朋友来。他对NBA比较了解。他一边看一边给我讲，我就做记录。他讲完了，我反复地看录像带，然后再配解说。当时并不是每一期《体坛纵横》里都有NBA，如果有也只有五六分钟，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
到了1986年，中央电视台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购买节目的时候，其中包括了一部分NBA的内容。当时《世界体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50分钟，播NBA比赛就占了大概40多分钟。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NBA，而是中央电视台开始比较系统地播出NBA的比赛。现在美国NBA总部也就把1986年作为NBA进入中国市场的标志年，2006年是NBA进入中国市场的20周年。
我还记得那场播出了40分钟的比赛，是前一年的NBA总决赛，洛杉矾湖人队对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第6场比赛，是我配音解说的。当时没有人知道NBA的背景和资料，更别说一些场外的花絮故事了，我只能像广播电台的解说一样来解说电视节目。我费了很大力气，把那些龙腾虎跃的球员的名字记住，有“魔术师”约翰逊，有“眼镜蛇”詹姆斯·沃西，有“大鸟”拉里·伯德，这些球员后来成为了中国球迷耳熟能详的英雄。
从1990年开始，美国NBA总部开始将NBA的节目用录像带的形式向中央电视台定期发送。当时的录像带长度一般是一小时，但是这一小时的节目进入中国，除去路上用去的时间和中国海关审查的时间，往往等中国球迷看到这场比赛，已经是赛季之后二三个月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每个看过NBA的中国球迷都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实在太好看了。1994年2月13日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NBA全明星赛，成为中央电视台开始通过卫星现场转播NBA的开始。我仍然是那场比赛的解说。
当时正逢乔丹第一次退役，但是公牛队仍然有皮蓬、格兰特和阿姆斯特朗3个人入选全明星。因为没有网络，对NBA了解得不够，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对球员的称呼仍然有出入，比如说，把皮蓬翻译成“皮本”，把尤因翻译成“埃文”。东部全明星队很厉害，一路领先，最后大胜西部，“皮本”得分最高，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的奖杯。
那一年的6月份，我们又实况转播了1994年NBA总决赛，休斯敦火箭队对纽约尼克斯队的7场大战。那是中国球迷第一次看到完整的NBA总决赛，后来那次总决赛被评价为NBA历史上最惨烈的总决赛之一。两支球队杀得昏天黑地，我记得在7场比赛中，没有任何一方的得分超过100分，最终火箭队在第7场大战中赢得了胜利。火箭队的中锋奥拉朱旺冲出三分线外盖掉尼克斯后卫斯塔克斯投篮的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那届总决赛也成了很多中国球迷记忆中NBA的开始。
8年之后，姚明以状元新秀的身份被火箭队选中之后说，他的偶像就是奥拉朱旺，因为他看的第一场NBA比赛就是火箭队和尼克斯队的总决赛。尼克斯的超级中锋尤因日后成为了姚明在火箭队的助理教练。
199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圣安东尼奥现场转播NBA全明星赛。从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组织篮球比赛可以有这么多精彩纷呈的内容。每次NBA全明星赛都有球迷大会，都是在当地最大的会展中心里举行。这里就是球迷的节日，球迷花上5块钱，就可以进入，玩一整天。在球迷大会里，有各种各样的篮球游戏，超过120种。无论你的身材有多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你扣篮的篮筐；你还可以尝试在蹦床上飞起来扣篮。如果你自信你的手和脚都很大，可以来和篮球明星的手印和脚印比一比。如果你想买东西，可以到球迷大会里面的跳蚤市场，那里有上千种明星签名产品和体育明星卡。
在球迷大会中间的采访台上，可以预约采访明星。NBA为了让记者们采访方便，每次全明星赛期间，都会安排一天采访日。在会展中心的其他大堂里摆上几十张圆桌，就像开圆桌会议一样。你想找谁采访，随时都可以去。所有来参加全明星赛或者活动的明星都要到场，按时间分拨。比如，第一个小时是新秀，第2个小时是全明星，第3个小时是已经退役的传奇明星和一些WNBA女篮明星。哪个明星如果不来，罚款一万美金。
我记得当时在圣安东尼奥，就是乔丹和巴克利没来，罚就罚，没关系。在圆桌大会现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每一位明星的人气。比如，奥拉朱旺、皮蓬身边的人就很多，“犹他二老”马龙、斯托克顿身边就没有多少人。那时谁能想到，他们能在1997年和1998年连续打进总决赛，成为公牛最强大的敌人。总之，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颖的，在那之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那届全明星赛很精彩，东部明星队最后赢得了胜利，但是最有价值球员的评选有很大争议。“大鲨鱼”奥尼尔拿了25分10个篮板，无论得分、篮板都是全场最高的，按说应该他来拿这个MVP。可是，那届全明星赛是迈克尔·乔丹第一次退休归队后首次全明星赛，公牛队当时正在常规赛里势如破竹地前进，他的人气最旺。所以乔丹只打了22分钟，拿了20分，上场时间是东部所有首发球员里最少的，由电视转播评论员组成的评委团仍然把MVP，发给了乔丹，那也是乔丹的第2次全明星赛MVP。当时结果一出来，奥尼尔就不高兴了，到更衣室洗澡穿衣服就走，谁采访他都不理。
从那次全明星赛之后，1997年我去克里弗兰现场转播过全明星赛、2002年转播了费城全明星赛等。总决赛是从1996年芝加哥公牛和西雅图超音速之间的交锋开始；湖人三连冠；圣安东尼奥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夺冠；底特律活塞在2004年夺冠；2006年迈阿密热队在奥尼尔和韦德率领下勇夺冠军，圆了莫宁、佩顿这些江湖老英雄的冠军梦；2007年邓肯率领马刺队勇胜詹姆斯领衔的骑士队再夺冠军，这些比赛我都在现场。
最开始转播总决赛的时候，我们在场内先出两分钟镜头，当时我的解说顾问是张卫平指导，我们俩在场边说一段简单的开场白。这是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顺序进行，非常紧凑，只有两分钟时间，而且费用非常高，达到3500美金。我们做过两次，后来觉得实在太贵，得不偿失，就取消了。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我穿了一件黄色的西装，看上去非常扎眼。有记者朋友给我拍了照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姚明：
也许，我是篮球圈听孙老师的解说最少的一个。不论是代表国家队、火箭队还是以前的上海东方队上场比赛，电视直播自然无法看到，赛后观摩的技术分析录像，也没有解说。
我对于孙老师解说的印象还是来自于少年时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我们全家熬夜看中国男篮的比赛，中国队赢了，我非常高兴，同时也觉得听孙老师的解说挺舒服的；十几年前的我并没有奢望有朝一日能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参加奥运会，如今这已经成为我的一项工作。一份责任和一种荣誉。
有得必有失，没机会享受和家人一起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比赛开始的那种紧张和兴奋，没机会听到孙老师精彩的解说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几十年来，孙老师亲历了许多奥运会、世锦赛、NBA总决赛、全明星赛等盛事，见证了中国篮球的发展，注视着我的成长。我觉得，几十年踏实地干好一件事，实属不易，这种执著也许是最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
转播中的最冷和最热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很难想像到我们在转播比赛时身处的环境。当然，也有很舒适的环境，让你身心舒畅，解说起来旁征博引，整个人进入一种忘我的工作状态。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的每一场转播都有这样的环境。我已经做了26年的体育转播的解说工作，有两次转播的环境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次最热，热的像火；一次最冷，冷雨纷纷。
先来说说最热的那场转播，那是1985年在日本神户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那届大运会和上一次大运会的报道规模相似，我们每天做一档专题片，虽然转播场次很多，但我工作起来已经驾轻就熟。当时中国足球队成绩不错，于是我们临时加了一场足球赛的转播。直到今天，我对那天的情况都记忆犹新。
我记得，那场比赛是在日本时间下午一两点开的球，当时是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我和一位技术人员坐车到体育场的转播席，太阳正晒在我们的转播席上。中国队的守门员教练张俊秀对我说：“小孙，今儿这天可够热的。如果拿一个温度计，到场地中央测一下，肯定得有50摄氏度。今天这场球，纯粹是玩命啊。”
在我的转播席前面有一张桌子，桌子边上架了一把遮阳伞，但是伞太小，根本这遮不住阳光。时间推移，太阳微微移动，立刻晒到我的脸上和身上。我被晒得浑身发红，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答直淌，T恤衫也湿透了。我处在观众的正下方，后面的人看不到我，前面的人要想看到我，除非回头。但在比赛当中，应该不会有人回头注意我。当时我热得难忍无比，实在坚持不住，伸胳膊就把身上潮湿的T恤衫脱了。那是我解说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赤膊上阵。
那场比赛，给我做转播顾问的是麦超，他是中国足球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定位球专家，专门以罚任意球和点球著称。麦超性格沉稳，心理素质好，点球从不失手。但是他说了半场比赛，就被太阳烤得受不了了。中场刚刚休息，麦超就说：“我实在顶不住了”，提前撤了。
到了下半场，来自天津的足球队员尹怡接着给我当顾问，和我一起在大太阳底下坚持作战。我们本来有一个翻译，专门负责联系信号，他应该始终和我在转播席上，但比赛开始一会儿，他就说：“我上那边抽根烟去啊”，跑到旁边乘凉去了。
我一边解说，一边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抹头上、身上的汗水，抹两把之后，小毛巾就拧出水来，热得头脑直发涨。这时我想，热成这样了，我学学宋老师的做法，用用他独门秘传的清凉油吧。我兜里有一盒新的清凉油，宋老师传了我这一招之后，我一直带在身上，可是从没有用过。那盒清凉油从没开过盖，怎么抠也抠不开。我一时着急，奋力一掰，哗的一下，整整一盒清凉油都喷了出来，原来清凉油已经被太阳晒成了清凉水了。那盒清凉水甩在我脸上、头上、身上，四处都是。幸亏我戴着眼镜，不然眼睛肯定受不了。我赶紧用毛巾擦，这下清凉油没了，毛巾也没法再用了。
说到下半场最后20分钟，我已经头昏脑涨，头皮干疼，浑身虚脱。要不是仗着当时年轻、身体素质好，肯定坚持不下来。当时我整个人缩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不敢靠在椅子背儿上。那里烫得就像吃日本铁板烧的台面，滋滋冒烟，你要敢靠在上面，恨不得把你后背上的皮撕下去二层。那是我26年里，转播生涯中最难熬的一个下午。眼看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我赶紧把烤干的衣服穿上。终场哨声一响，我就冲上班车，奔回新闻中心。一进大门，冷气环绕，简直是冰雪惬意的世界。拉过一把椅子坐了30分钟，终于慢慢缓过神来。
首尔的第10届亚运会，我们前方先去了15个人，加上后来去的考察的领导，一共21个人。现在看起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已经创造了中央电视台报道比赛规模的纪录。我们3名解说员，宋世雄老师、韩乔生和我都去了前方，实况转播也增多了。
首尔亚运会的开幕式，是我经历最冷的那一次解说。那天天气骤凉，早晨就开始下雨，寒风袭来。因为亚运会正值夏末，我们都没带厚衣服，转播的时候就穿西装，平时都穿比较随意舒服的运动服。因为我们要做现场直播，按照组织方的要求，必须提前3个小时入场。我们有3张转播证件，我一张，领导一张，技术工程师兼翻译一张。因为怕感冒，我特意用开水沏了一瓶胖大海，打算到那儿连喝带焐手，也好暖和暖和。
到了体育馆入口，每个人要接受安全检查，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尤其是到了最后一道检查口，狼狗在你四周溜达。过X光时，检查人员把我包里的胖大海瓶子拿了出来。胖大海泡得跟小球藻似的，上面带着刺儿，张牙舞爪，看上去挺吓人。警察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喝的饮料，人家不相信，哪儿有这么吓人的饮料？警察让我把瓶子盖拧开，我一拧，从里面直冒热气，一帮人都吓坏了。我抱着瓶子，说“别怕别怕，我喝一口不就得了”。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着我连喝两口滚烫的胖大海水，终于相信这是一种很神奇的饮料，把我放行了。
转播将要开始的时候，雨已经越下越大。虽然转播台上面有一个顶棚，但雨借风势，斜着飘了进来，身上一会儿就全湿了，彻骨冰凉。韩国的工作人员立刻拿了塑料布进来；把机器、调音台和话筒都罩了起来，机器有保护，人可没有办法。
我们的领导和那位工程师都联系事情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首尔的风雨里冻着。后来实在冻得够戗，只好把塑料布掀起来，整个人藏了进去，只把脑袋露出来，等着开幕式开始，从旁边看过来，我就像一只哆嗦的鸵鸟。
终于等到开幕式的开始，转播一旦开始，我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工作上，也就不再觉得那么冷了。相对来说，冷风刺骨，但没有热那么熬人。直到两个多小时的转播结束，全身放松，才发现自己在不停的发抖。随着几万名观众涌出体育场，我回到记者的班车上，一路上都在打冷战。回到住地，赶紧喝热水吃感冒药。（连载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