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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名人

益阳名人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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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军魂萧山令

中国的巴顿何宣

悲哀将军周维寅

三圣殿与张飞庙

光辉使者何凤仙

陆贾山是三国时驻军地

陆贾山即三国中的陆口

将军庙水府庙武庙故事

刘公滩魁星楼与文昌阁

关羽、鲁肃演义益阳谈

　　　　　　　　　　益阳名人随谈
　　　　　　　　　　　　　　　老子汉
　　当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确立成功之后，便开始崇尚本地名人了，益阳人崇尚地方名人似乎应该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崛起以来的事情。正所谓物质需求有了一定的满足后，便是精神需求的追逐，这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起码追求。
　　益阳的名人很多，椐有地方史记载整理以来，益阳的名人可说是不下200人，从唐朝的诗人齐己，到当代的周谷诚、张国基、高文华、林凡等，都可说是载入中国历代名人史册的名人，然而，这些名人对益阳人来讲，可说官品实权最高的要数吴家榜，而知识学术最高，洞悉人性最深，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影响最广的则要数胡林翼。但益阳老百姓对这两个人都不甚知道熟悉，所知道的可能还是“三周一叶”，而在官员阶层知道熟悉的则是当代的达官和名人。那么，这样看来，益阳人的名人观是很现实的，还处于自然层次的原生状态。
　　其实，益阳有一个最有名的世界级名人，可说是在中国历史中入史、入戏、入文学、入书，古代近代包括现代都家喻户晓的人物，那就是魏延。
　　魏延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主要是《三国演义》广泛的影响，魏延是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才出场的，关羽战长沙时，老将黄忠为报头天关羽没杀之恩，连放两次空箭，第三箭止射他盔缨，被太守韩玄绑在城门外斩首，并不许人讲情；“恰欲举刀，忽然一将挥刀杀入，砍死刀手，救起黄忠，大叫曰；‘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当众共殛之’。众视其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乃义阳人魏延也！”
　　《三国演义》上这段文字是相当精彩的，魏延的出场也是相当光彩照人的，不但当场救下了老将黄忠，而且也救了长沙满城百姓（三国时攻破城池是要屠城的，这也是刘备带百姓逃难的缘故，长沙今天的后人们都应该感谢魏延），更讲清了杀韩玄的理由，自然，也交代了魏延的英雄形质，是一种超人的见义勇为。但对魏延的出生却是“义阳人也”！
　　再查三国志魏延传；“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又查《中国名人大辞典》，《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俱释魏延为“义阳籍”。惟《中国历史人物辞典》解释为“益阳人”。于是，问题的争论出来了；魏延到底是“益阳人”还是“义阳人”？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益阳人早有结论在手；现益阳赫山区桃花仑境内有魏家巷，巷内有魏延墓，清光绪年间尚有墓碑，题为“汉前军师魏延之墓”。民国初年又新立墓碑，碑阴刻有邑人前清举人、广东候补知县罗德源的撰记一篇，被录于《县志》，记曰；“汉前军师魏延者，益阳人也。《三国志》以为义阳，考《汉书地理志》，县无名义阳者，必‘益’、‘义’音近之讹。今其墓在益阳城南对河魏家巷，其碑题“汉前军师魏延之墓”。罗萃茂于清光绪时尤及见之，其证也惜旧志未载，今其碑已为土人扛出，另立古冢一碑，是以今无。萃茂深慎之，惧后此之无传，且无以正历史之讹，特重立之。属邑人罗德源书其阴碑”。以下，又写道；“嗟嗟此人，生则才不能用于当年，死则复含冤于地下，又不见谅于后世，天之厄之者亦云至矣！余故记其事于阴碑，以解千古之惑”。
　　所谓“阴文”，就是刻在碑背面的文。邑人罗德源在这里说得清清白白；有墓、碑、历史记载，有解释为何误为“义阳”的原因，有《汉书地理志》没有设“义阳”的史考，更有河南信阳志记载；“信阳，周，申国。汉，平氏县义阳乡。魏置义阳县。宋初讳义，改今名”（宋朝初因皇帝叫赵匡义，故改为信阳）。按理说，如此详实的史证和史料，魏延的籍贯问题本不应该是有疑议（其实，也没人提出疑议），为什么益阳人直到今天还不能公开承认魏延的籍贯呢？这就要从《三国演义》给魏延下的定论说起了；
　　所谓《三国演义》给魏延下的定论，其实就是诸葛亮个人对魏延的看法，长沙取得后，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和诸葛亮，诸葛亮第一次见面，便喝令刀斧手推出去斩首，并说出一番振振有辞的道理；“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这番话听起来道貌堂皇，其实，却不能成为杀魏延的理由，因这时的天下已乱，纲纪废弛，中原逐鹿的群雄，可说个个都是“背主”之人，正是“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英雄择明主而投之”的竞争天择之时，“忠”和“背主”已不不存在依附的根本，诸葛亮自己的主子刘备就是一个“背主”的老手，背叛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就连吕布都骂刘备说“是儿最无信者！”，诸葛亮对这些都是清楚的，并不以为是一个什么道德标准，何况魏延杀韩玄是在黄忠命悬一刻的刹那之间，也是长沙一城百姓生死之间的大义选择，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是是非常懂得这种轻重权衡的，那么，这不应该是见面就要杀魏延的理由。至于第二个理由，就更不能成立；“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反骨”一说，可列为古今奇闻，就是人类医学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尚不能有“反骨”的发现，脑袋上比常人多了三块“反骨”，这还是人类吗？因此，只能说是奇异怪谈，也不能成为要杀魏延的理由。
　　那么，对有功之人的魏延，见面就要杀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就只有从《三国演义》魏延的出场介绍来找原因了；“-----自襄阳赶留玄德不着，来投韩玄，玄怪其傲慢少礼，不肯重用，故屈沉于此”。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魏延早就要投靠刘备，只因刘备溜得比兔子还快，没赶着，这就更说明魏延不是“背主投敌”了。二是魏延这人傲慢少礼（魏延没有媚骨倒是真的！），给人以见面不喜欢的感觉，韩玄如此，诸葛亮也是如此。诸葛亮虽比韩玄高明得多，但也是一样的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个性，并有借降将趁机耍权术，树立自己威信的心机。这作为带兵的政治家来说，虽无偿不可，但给魏延有“反骨”的莫须有罪名，（其实，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到魏延犯有何错，难道他在那紧要关头不该救黄忠和拯救长沙百姓？即使他脑后真的生有三根与常人不同的“反骨”，这与他个人的人品和道德有什么关系？）却给魏延制造了一个永久挣不脱的历史冤案，以至今天的益阳人，明明就住在魏延墓的周围，却就是不敢理直气壮的承认；魏延是益阳人！（魏延的墓也就自然没有保护下来）当然，诸葛亮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将一个冤案制造上千年，他是把一顶千年专制正统的大山压在了魏延身上，看来，“反骨”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何等的严重和大逆不道！
　　在这种巨大的文化观念压力下，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1961年，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益阳视察，闲谈时说；“脑后有三根反骨的魏延大将还是益阳人呢！”，胡耀邦的这句闲话有记录在案，但当时答话的却无记录了，这里，我们只能凭想象了，这就是周围听话的人是如何惶恐不安和如坐针毡，如何回答？是肯定证实？那么，魏延是益阳人的问题就不会直到今天还是悬案。是否定？只怕谁也不敢，何况还没有依据。但把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情弄得如此敏感、是什么力量在作祟呢？我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正统观念了，只有这种巨大的专制正统观念才有这种指鹿为马的力量。在这种专制正统观念下，制造一个上千年的魏延冤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里，我除了同意邑人罗德源的观点；“嗟嗟此人，生则才不能用于当年，死则复含冤于地下，又不见谅于后世，天之厄之者亦云至矣！……”之外，我还想说的是；益阳人现在应该提高一下现有的“名人观”品位了，“名人观”除了它的现实意义之外，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地方的荣誉感，其目的是为了激励本地的人发奋图强，是一种上进的精神，但如果这中间都掺有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世俗观的话，那么，这种“名人观”只能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因为它连客观事实都不敢承认，岂还谈得上“诚实”的基本品格？自然，更谈不上“名人观”的品位了。魏延，被以诸葛亮为首的传统中国文化打造成一个“不忠”的反面代表，益阳人虽然没有能力为他平反昭雪（不是益阳人无能，而是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们头脑里太深太多），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益阳人的客观事实，我们是应该承认的。如果连家乡的人都如此薄情寡义，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美好的东西？或者客气一点说；这个世界还有好的变化吗？
　　其实，魏延的墓又何尝不是一个旅游文化名胜和益阳人提高自身做人品位的与自律的镜子呢？但愿益阳人能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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